名人幽默（三）

茶香轻淡淡

　　瞒岁数
　　一个60岁左右的富有的单身汉，爱上一个比他年龄年轻的夺得女子。他去请教法国的讽刺大师伏尔泰。“我想跟她结婚，但是我怕把真实的年龄告诉了她之后，会使她失望，我只说有50岁……”“那不行！”伏尔泰回答说，“你应当告诉她，你已经70岁了。”
　　免费旅行的妙法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有一次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没有上路的钱，怎么办呢？他弄来一些有颜色的粉未，包成三包，在上面写着：“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太子吃的药”，然后，有意让警察看见这些东西。警察发觉后，如临大敌，马上把他抓起来，当作重大嫌疑犯送到巴黎。
　　经过调查，没有治罪根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达到了免费到巴黎的目的。
　　遵守诺言
　　J．科佩（1842—1908年），法国著名诗人，1884年被选为法兰西院士。
　　有一次，一位不大出名作家的妻子跑来找科佩，请他在法兰西学院选举院士时帮他丈夫一次忙，她说：“只要有你有一票，他一定会被选上的。如果他选不上，一定会去寻短见的。”
　　科佩答应照顾她的要求，投了她丈夫一票。但此人并未选上。
　　几个月后，法兰西学院要补充一个缺额了。那位太太又来找科佩。
　　请他再鼎力相助。
　　“呵，不，”科佩回答说：“我遵守了自己诺言，但他却没有遵守。因此，我不好再覆行义务了。”

　　有毒的马铃薯
　　法国寓言家拉封丹（1621—1695年）每天早晨习惯食用一个马铃薯。
　　有一天，他把一个太烫的马铃薯放在饭厅的壁炉上凉一凉，随后就离开了房间。可是，等他回来时，那个马铃薯不见了。有个佣人曾经在饭厅里走过，拉封丹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他叫喊起来，“啊！我的上帝，谁吃了我放在壁炉上的那个马铃薯？”
　　“不是我。”那个佣人回答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在马铃薯里放了一点砒霜，是为了毒死老鼠的！”
　　“啊，我的上帝！砒霜1……我中毒了！”
　　“放心吧，孩子，这是我略施小计，为的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收藏在柜子里的工作人员
　　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著作丰富，仅小说就有104部，人们就传说他有一个“写作公司”，公司里有不少作者和科学家，而他只不过是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罢了。 听了这个传说，有个记者特地前去采访。凡尔纳知道他的来意后，便微笑着把他领进了工作室，指着一排排柜子对他说：“我公司的全部工作人员都在这些柜子里，请你参观一下吧！”
　　柜子里分门别类地放满了科技资料卡片。
　　当情人比做丈夫容易
　　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1799—1850年）年轻时一直没有结婚。33岁那年，他收到一封从乌克兰寄来的署名为“陌生人”的信，后来他打听到，此信出于伯爵夫人埃韦利娜·韩斯卡之手，从那时起，他们的恋情渐趋浓烈并延续了17年。尽管伯爵本人在1841年去世，韩斯卡夫人直到巴尔扎克离世前5个月才与他正式结婚。
　　不知是解释他选择生活方式的原因还是出于幽默，巴尔扎克曾说了这样一句妙语：“当一个情人要比做一个丈夫容易。正如整天卖弄机要比偶尔说一句应景的妙语困难得多。”
　　一样也沾不到边
　　安妮·斯塔尔夫人（1766一1817年），法国作家。她热衷于社会活动，还有能说会道的口才。
　　有一次参加一位政治家举办的晚宴，她与漂亮的雷卡米尔夫人正好坐在一个年轻的纨绔公子的两旁。整个晚上，这位公于都兴奋异常，并得意地对人说：“现在我正处于智慧和美貌之间。”
　　“的确不错，但你一样也沾不到边儿。”斯塔尔夫人斜着眼说。
　　剃去半边
　　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1802一1885年）正赶写一部作品，十分紧张·可是社交活动占去他不少时间。一天，他想了个绝招：把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分别剃去半边。亲朋友好友一来，他就指指自己的滑稽相，谢绝了社交约会，待须发长还原，他的大作也告成功。
　　巧问巧答
　　雨果写完《悲惨世界》之后，将书稿投寄给一位出版商。稿子寄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音，于是，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寄给了出版商。隔几天，出版商回信了，雨果拆开一看，上面也是一个字没有，只画了一个“！””
　　他知道有希望了。果然，他的《悲惨世界》不久就出版了，并大获成功。
　　笔杆贩子
　　有一次雨果出国旅行到了边境，宪兵要检查登记，就问他：“姓名？”
　　“雨果。”
　　“干什么的？”
　　“写东西的。”
　　“以什么谋生？”
　　“笔杆子。”
　　于是宪兵就在登记薄上写道：“姓名：雨果；职业：贩卖笔杆。”
　　有关天堂和地狱的话题
　　一天，法国文学家、艺术家简·科克特（1889—1963年）参加一个有不少熟人在场的交谈会。中途有个人提到了有关天堂和地狱的话题，并请科克特发表自己的高见。科克特彬彬有礼地拒绝道：“请原谅，我不能谈论这些问题，因为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都有一些我的亲朋好友在那儿。”
　　祖先
　　有一次，一位银行家向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1802—1870年）：“听说，你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是不是？”
　　“我想是这样，”大仲马说。
　　“那令尊呢？”
　　“一半黑人血统。”
　　“令祖呢？”
　　“全黑。”大仲马答道。
　　“请问，令曾祖呢？”银行家打破沙锅问到底。
　　“人猿。”大仲马一本正经地说。
　　“阁下可是开玩笑？这怎么可能！”
　　“真的，是人猿。大仲马怡然说，“我的家族从人猿开始，而你的家族到人猿为止。”
　　伊夫堡监狱
　　在《基度山伯爵》一书中，大仲马把法国的伊夫堡安排为囚禁爱德蒙·邓蒂斯和他的难友法利亚长老的监狱。
　　1844年该书出版后，无数好奇的读者纷纷来到这座阴凄的古堡参观。古堡的看守人也煞有介事地向每个来访者介绍那两间当年邓蒂斯和法利亚的囚室。人们好奇心得到了满足。而看守人则相应地拿到一点小费。
　　一天，一位衣着体面的绅士来到伊夫堡。看守人照例把他带到囚室参观。当听完了例行的一番有声有色的独白之后，来访者问道：“那么说，你是认识爱德蒙·邓蒂斯的喽？”
　　“是的，先生，这孩子真够可怜的，您也知道，世道对他太不公正了，所以，有时候，我就多给他一点食品，或者偷偷地给他一小杯酒。”
　　“您真是一位好人。”绅士脸带微笑地说，把一枚金币连同一张名片放在看守人手里，“请收下吧，这是你对我儿子的好心所应得的报酬。”绅士走了，看守人拿着名片一看，上面用漂亮的字体印着来访者的姓名：大仲马。
　　可以再死一个法警
　　一个机构请大仲马为一个在困境中死去的人写一篇悼文。大仲马问死者是不是巴黎文艺界人士，回答说：“不完全是，但他也时常在文艺界出入，他是该地区的法警。”
　　“安葬地需要多少费用？”大仲马突然问道。
　　“25法郎。”
　　“这里是50法郎，可以安葬两个法警了。”大仲马说。
　　价值10万法郎的李子
　　1842年，按照塞纳省法院的判决，基度山城堡被拍卖了，大仲马不得不告别自己的家园。离别时，大仲马把一只碟子递给一位朋友，碟子里放着两只李子，朋友挑了一只。
　　“你把10万法郎吃了。”大仲马叫道。
　　“10万法郎？”
　　“没错，这两只李子——就是基度山留给我的全部财产……我为这李子付出了20万法郎的代价……”
　　自得其乐
　　有一次，大仲马到德国一家餐馆吃饭，他想尝一尝有名的德国磨菇。
　　但服务员听不懂他的法语。他灵机一动，就在纸上画了一只蘑菇，送给那位服务员。
　　服务员一看，恍然大悟，飞奔离去。
　　大仲马拈须微笑，自得其乐，他想：“我的画虽不如我的文字传神，但总算有两下子，行！”
　　一刻钟后，那服务员气喘吁吁地回来，手里拿了一把雨伞对他说：“先生，你需要的东西，我给你找来了！”
　　那位先生弄错了
　　大仲马为人慷慨，即使破了产，仍然最厌恶吝啬。有一天，从旅馆出来，大仲马看见一个百万富翁正给存衣处的管衣人一个50生丁的硬币。
　　作家涨红了脸，递给管衣人一张100法郎的纸钞。
　　“对不起，先生，我想您弄错了！”管衣人将钱又递了回来。
　　“我的朋友，不，”大仲马说道：“是那位先生弄错了。”
　　他指了指那个百万富翁。
　　最遗憾的事发生了
　　大仲马有一次和一位官运亨通的青年政客发生了争执，两人誓不两立，并同意用决斗来解决问题。
　　同他俩坚定地各执已见一样，他俩的枪法又都是出了名的好。在中间人的安排下，他们决定抽签，输者必须向自己开枪。结果是大仲马输了。他手里拿着枪，神情严肃地走进另一房间里，随手关上了门。
　　在场的同伴们在焦虑中等待着那一枪响，等了好一会儿，枪声响了。
　　对手和同伴向房间跑去。打开房门，只见大仲马手里拿着冒烟的枪，失望地对来人说：“先生们，最遗憾的事发生了——我没有打中。”
　　统计数字
　　大仲马的作品多曲折感人，而大仲马又多私生子，所以，取笑讥讽他的人，往往把他的作品比作他的私生子。
　　最使他头痛的是巴黎统计学会的秘书长李昂纳，这人是大仲马的朋友，每次举统计数字的例子，总是说大仲马的情妇和私生子有多少。
　　有一年该统计学会开年会，大仲马估计，李昂纳又要大放厥词，说他的坏话了。于是他请求参加年会，获得了批准，果然不出大仲马所料，李昂纳又举他的情妇和私生子的便子。
　　李昂纳报告完毕，请大仲马致词，一向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讲的大仲马，这次却破例登台说：“所有统计数字都是撒谎的，包括有关本人的数字在内。”听众哄堂大笑。
　　最好的作品
　　大仲马曾和一个女栽缝生下一个男孩，他就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
　　1852年，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初演受到热烈欢迎。他打电报给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大仲马说：“巨大，巨大的成功！就像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初上演所获得的成功一样……”
　　对于儿子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大仲马自愧不如；他既有父亲的高兴，又有同行的妒忌，他风趣回答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孩子！”
　　拼命写作
　　有一天，小仲马去父亲那里，见父亲正在写作，就问他近况如何？
　　“累得要命”。父亲答道。
　　“那就休息一下好了。”
　　“不行，”
　　“为什么？”
　　大仲马拉开桌子的抽屉，指着两个路易对儿子说：“我来巴黎时身边有53个法郎，现在手头却只剩下40个法郎。在我没有挣回那13个法朗之前，我必须写作！”
　　没有秘诀
　　大仲马写作的速度十分惊人，他一生活了68岁，晚年自称毕生著书1200部。有人问他：“你苦写了一天，第二天怎么仍有精神呢？”
　　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苦写过。”
　　“那你怎么写得又多又快呢？”
　　“我不知道，你去问一股泉水它为什么总是喷涌不尽吧。”
　　打瞌睡的人
　　友人约小仲马（1842—1895年）同去看戏，演出中间人们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舞台。
　　只有小仲马反转身来，面向观众，嘴里还不停地嘟噜着：“一个，两个，三个……”
　　“亲爱的、您这是在干什么？”友人问。
　　“您的剧本正在上演，我在算算看，有几个人正在打磕睡，”小仲马答。不久，小仲马的《茶花女》公演了，两人又一同去观看。
　　这次，那个朋友也不停地回头寻找打磕睡的人，找来找去，居然也被他找到了一个。
　　“亲爱的，您的《茶花女》的观众不是也有打磕睡的吗？”
　　小仲马朝他朋友指的地方望了一下，一本正经他说：“怎么，你不认识这个人吗？他正是上次看您的戏时睡着的人，想不到他至今还没有睡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