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幽默 （一）

茶香轻淡淡

　　与狗商量
　　印度作家泰戈尔（1861—1941年）接到一个姑娘的来信：“您是我敬慕的作家，为了表示我对您的敬仰，打算用您的名字来命名我心爱的哈巴狗。”
　　泰戈尔给这位姑娘写了一封回信：“我同意您的打算，不过在命名之前，你最好和哈巴狗商量一下，看它是否同意。
　　让路
　　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年）在公园里散步，在一条仅能让一个人通行的小路上和二位批评家相遇了。
　　“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批评家说。
　　“我恰好相反！”歌德说完，笑着退到了路边。
　　请寄标点来
　　台奥多尔·冯达诺是19世纪德国著名作家。她在柏林当编辑时，一次收到一个青年习作者寄来的几首没有标点的诗，附信中说：“我对标点向来是不在乎的，如用时，请您自己填上。”
　　冯达诺很快将稿退回，并附信说：“我对诗向来是不在乎的，下次请您只寄标点来，诗由我填好了。”
　　不费神的阅读
　　德国幻想小说的奠基人库尔德·拉斯维茨，一次在回答记者关于他最喜爱什么样的书籍的问题时说，他只读歌德的作品和描写印第安人生活的庸俗惊险小说。记者对这位大作家如此古怪的阅读趣味大惑不解，拉斯维茨便进一步解释道。
　　你知道，我是一名职业作家，总爱情不自禁地对所读的作品分析品评一番，这样做实在太费精神了。而读上述那两类书籍，则可以省却这种麻烦，让脑子完全休息。因为，歌德的作品太高超了，简直不容置评；而庸俗的惊险小说又太低劣了，根本不值一评！”
　　反击旅行家
　　德国大诗人海涅（1797—1856年）是犹太人，常常遭到无端攻击。有一次晚会上，一个旅行家对他说：“我发现了一个小岛这个岛上竟然没有犹太人和驴子！”
　　海涅不动声色地说：“看来，只有你我一起去那个岛上，才会弥补这个缺陷！”
　　石头落地
　　一天，海涅收到朋友寄来的一封很重的欠邮资的信。他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大捆包装纸，里面附着一张小纸条：“我很好，你放心吧！你的梅厄。”
　　几天后，梅厄也收到海涅寄去的一包很重的欠资包裹，他领取这包裹时不得不付出一大笔现金；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块石头，也附有一张纸条：“亲爱的梅厄：当我知道你很好时，我心里这块石头也就落地了。”
　　引以自豪
　　基督徒对海涅说：“你和耶酥是同一民族的后裔。我若是您，会引以自豪的。”
　　海涅：“我也如此，倘若除了耶稣再无一人是这个民族的后裔的话。”
　　遗嘱
　　1841年，海涅跟巴黎皮货店的一个女营业员欧仁妮结了婚。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合。欧仁妮没有受过教育，愚蠢无知而且虚荣心极强。海涅对她的爱情没有能够使她克服自己的缺点。诗人临死的时候，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她，条件是她必须再嫁一个人。
　　“这样，至少会有一个人会因为我的死而感到遗憾。”海涅这样解释说。
　　妙语压倒暴发户
　　德国小说家、作曲家霍夫曼（1776—1822年）到柏林的一个新贵家作客。餐毕，主人领他观看豪华的住宅。谈到仆人，这位暴发户漫不经心他说他一个人需要3个仆人服恃，谁料到，小说家说他单洗澡就有4个人来服侍。一个给他放好浴巾，另一个试水温，还有一个检查水龙头。
　　“那么第四个呢？”暴发户迷惑不解地问。
　　“噢，他是最关健的——他代我洗澡。”小说家说。
　　乌云与蛤蟆
　　俄国著名寓言作家克雷洛夫（1769—1844年）长得很胖，又爱穿黑衣服。一次，一位贵族看到他在散步，便冲着他大叫：“你看，来了一朵乌云！”
　　“怪不得蛤蟆开始叫了！”克雷洛夫看着雍肿的贵族答道。
　　“野兽能代表我说话”
　　克雷洛夫的寓言很受读者欢迎，写得既多又好。
　　有一次，他的朋友称赞他说：“你的书写得真好，一版又一版，比谁都印得多。”
　　克雷洛夫笑着回答说：“不，不是我的书写得好，是因为我的书是给孩子看的。谁都知道孩子们是容易弄坏书的，所以印的版次就多了。“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野兽来写，他说：“要知道，我的野兽能代表我说话。”
　　反正赂不起
　　克雷洛夫生活很贫寒。一次，他的房东与他签订租契，房东在租契上写明。假如克雷洛夫不慎引起火灾，烧了房子必须赔偿15000卢布。克雷洛夫看后，没提出异议，而提笔在15000后又加上两个“0”，房东一看，惊喜地喊道：“怎么150万卢布！”
　　克雷洛夫不动声色地回答：“反正我也赔不起。”
　　音乐和感冒
　　俄国作家赫尔岑（1812—1870年）在一次宴会上被轻佻的音乐弄得非常厌烦，便用手捂住耳朵。
　　主人解释说：“对不起，演奏的都是流行乐曲。”
　　赫尔岑反问道：“流行的乐曲就一定高尚吗？”
　　主人听了很吃惊：“不高尚的东西怎么能流行呢？”
　　赫尔岑笑了：“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高尚的了！”
　　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
　　法令
　　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一次在信中诙谐地对一位朋友说：“如果我是沙皇，我就公布一项法令：作家要是用了一个自己不能解释其意义的词，就剥夺他的写作权利，并且打100棍子。”
　　妙答沙皇
　　一次，沙皇下令召见乌克兰伟大的诗人谢甫琴科（1814—1861年）。
　　宫殿上，文武百官都向沙皇弯腰鞠躬，只有诗人凛然直立。沙皇大怒，说：“你为什么不向我弯腰鞠躬？”
　　诗人冷笑着说：“陛下要见我，我要是像他们一样弯腰鞠躬，你怎么看得清我呢？”
　　回敬贵族小姐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1799—1837年）在成名之前，一次在彼得堡参加一个公爵家的舞会。他邀请一个年轻而漂亮的的贵族小姐跳舞，这位小姐傲慢地看了年轻的普希金一眼，冷淡地说：“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
　　普希金没有生气，微笑地说：“对不起，亲爱的小姐。我不知道您正怀着孩子。”说完，他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装病
　　契诃夫（1860—1904年）是俄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与戏剧家。有一天，一位长得很丰满，穿得很漂亮的美丽健康的太太来看望契诃夫。
　　她一坐下来，就装腔作势地说：“人生多么无聊，安东·巴甫洛维奇！
　　一切都是灰色的：人啦、海啦、连花儿都是一样。在我看来什么都是灰色的，没有欲望。我的灵魂里充满了痛苦，……这好像是一种病……”
　　契诃夫眯起眼睛望望面前的这位太太，说：“的确，这是一种病。它还有一个拉丁文的名字：morbuspritvorlalis。”
　　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装病。那位太太幸而不懂拉丁文。
　　妻子和情妇
　　契诃夫热爱自己的文学事业，同时又真诚地献身于自己的医生的职业，为穷苦的人们解除痛苦。每当有人称赞他的文学作品时，他总是谦逊地回答：”“我是医生。”他常开玩笑说：“医学是我的妻子，而文学则是情妇。”
　　人与箱
　　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1904—1941年）派行时，有个小学生认出是他，抢着替他提皮箱。皮箱的确太破旧了。学生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为什么用的皮箱却是‘随随便便’的？”
　　盖达尔说：“这样难道不好吗？如果皮箱是‘大名鼎鼎’的，我却是‘随随便便’的，那岂不更糟？！”
　　诗人的反驳
　　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年）15岁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常常把“十月革命”亲切地抒写为“我的革命”。有人刁难他，说什么：“你啊，在诗中常常写我、我、我，难道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诗人吗？”
　　诗人幽默地反唇相讥：“向姑娘表白爱情的时候，你难道会说我们、我们、我们爱你吗？”
　　有一次朗诵会上，马雅中夫斯基朗诵自己的新作之后，收到一张条子，条子上说：“马雅可夫斯基，您说您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可是您的诗里却总是‘我’、‘我’……这是为什么？”
　　马雅可夫斯基宣读了条子后答道：“尼古拉二世却不然，他讲话总是‘我们’、‘我们’……难道你以为他倒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吗？”
　　对付造谣人的妙法
　　有一天，马雅可夫斯基在路上见到有个头戴小帽的女人，把许多人集在她的周围，用各种各样最荒谬的谣言来诬蔑、中伤布尔什维克，马雅可夫斯基很生气，当即用有力的双手分开人群，直扑到这个女人跟前，抓住她说：“抓住她，她昨天把我的钱袋偷跑了！”
　　那女人惊慌失措，含糊地嘟哝着：“你搞错了吧？”
　　“没有，没有，正是你，偷了我25卢布。”
　　围着那女人的人们开始讥笑她，四散走开了。人们走光以后，那女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对马雅可夫斯基说：“我的上帝，你瞧瞧我吧，我可真的是和头一回看见你呀！”